北宋时期主持变法的王安石为何被说成是北宋灭亡的凶手

发布时间:2019-11-16 21:11:14 来源:ebet真人-ebet易博-ebet官网点击:25

  我们了解的王安石基本上都是他的文学形象;其实在政治方面王安石却有报复,曾出任宰相,主张“通变则强”,但无奈此人心胸狭窄,自以为是,不肯重用人才;加上其推行的一些政策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招来了各方的反对。因此新法并没有完全贯彻实施,把宋朝全国上下整的不伦不类。加上北宋政权更迭、国事动荡,所以很快就over了。

  你去看看《资治通鉴》,上面有好多关于王荆公的记载,写的蛮深的;或是《警世通言》,里面也有描写王安石总是给苏轼出难题的故事。

  其实好多历史评价都是片面的,出发点不同,得到的结果也就不太一样。关键是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不能人云亦云……

  展开全部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个人认为持有并支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一些守旧不愿改革的既得利益阶层。

  简单点说,王安石的改革是以政治干涉民生,力图以雷霆之势打击大地主阶层的利益,让农民的生活更好一点。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受到司马光为代表的各级官员(既得利益者)的阻挠,破坏,和有意的错误诠释,加上宋神宗软弱而不坚定,导致农民无法从中得利,变法全面失败。

  但是宋徽宗,蔡京,童贯三人是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的,就算把脏水泼到王安石身上。

  “王安石改革启北宋亡国之祸于身后。时人喜颂扬王安石,殊不知《水浒传》中之赵佶(宋徽宗)、蔡京、童贯辈皆为王氏“新党”一派之徒。故清人论王安石常引《诗经》“戎狄是迎,荆舒是逞”以为先兆。认为金元戎狄祸华,根源即在于王安石(号荆公、舒公)遗留之弊政。”

  展开全部王安石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司马光曾经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

  同时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

  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也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下列可就四方面论之:

  (一) 变法事先缺乏宣传,导致在变法的过程中无法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在变法的反对阵营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经过足够的宣传说服后应该是可以被吸收进变法阵营中的。

  (二) 政策执行不力——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政策执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合适的人才推行新法。

  (三) 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例如,苏轼本来是拥护新法的最好人选,但苏轼的很多正确的意见也未能被王安石采纳。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法活动。 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新法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他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根本触及核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展开全部说实话,参与王安石变法的人,在后世几乎全都入了奸臣传。只有他自己这个首倡者超然物外。这是因为他私德甚好,即使再过分的对手也找不出一点破绽。总的来说,王安石太天真了,他自以为自己的方法可以挽救大宋,殊不知,反倒加速了他的灭亡。话又说回来,他的政策,老百姓没有实惠。

  当时北宋的主要问题一是冗吏;二是冗兵;三是土地兼并严重。一方面宋代时国家对土地兼并不加干涉,地主阶级尤其是大地主阶层得以大量占有土地。另一方面,大地主们利用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势,得以偷税、漏税,而把国家财政负担大部分转到贫苦百姓头上。

  王安石的变法也是针对这些问题来进行改革的,并且将自己在地方上为官的经验带到了改革当中。骄傲的王安石相信自己的实践经验和能力,但是他忽视了一点:在中央进行改革,监管工作要难得多。王安石在新法的青苗法规定: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以较低利息贷款或借谷物给农民,秋后偿还。这样农民得到了实惠,政府有了收益,也避免了贫富差距的加大可谓一举三得。但是,真正像王安石这样为民谋利的地方官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时候,这项法令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向官府贷款手续复杂,道道手续都要求人,托情。每过一道程序,就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

  本来这些问题是可以在操作中慢慢发现,逐步解决的。但是王安石急躁的性格不允许他这么做。很快,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这种硬性的指标更是给地方政府以硬性摊派的理由。从前不需要贷款的农户,现在也必须在法律的要求下贷款。这样的法令给贪官污吏打开了方便之门。

  也许是在地方上任职太久,王安石的新法中有很多法律并没有全国范围内的可操作性。看起来似乎很合理规定,如果没有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比如市易法和均输法,规定要通过政府的采购,保证各地物价的平稳,防止垄断,平衡地区间的价格差异。虽然设想很好,但是在没有现代化通讯工具的情况下,要迅速准确的了解各地区的物价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该购买多少物品来稳定物价也根本没有科学的计算方法。所以苏轼就认为新法不过是与民争利。这项法令大大抑制了当时民间商业的发展。

  乐观的王安石相信:自己的新法可以在短期内改善国家的财政情况。因此在制定法令增加收入的同时,并没有在精简机构方面下功夫。开源而不节流,只能造成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总之,天真,偏激,一意孤行,用人不当,急功近利。等等等等决定了他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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